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再发文：深入解读为何要驳“中国经济治理失效论”

经济治理成效的再审视与现实回应

近期，权威媒体在经济版面最重要位置再次聚焦当前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一些讨论。围绕这些讨论的核心，实际上是经济治理体系的效能如何评估的问题。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调整或挑战，简单地概括为“治理失效”，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片面论断，不仅无助于看清复杂的经济运行全貌，也可能误导公众和市场预期。本文旨在梳理与分析这一论调产生的背景、其论据的薄弱之处，以及该如何更为客观地看待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治理逻辑。

任何经济体在迈向高质量增长阶段时，必然会遇到结构转换的阵痛和外部环境的风浪。将这些内外挑战引发的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调整与困难，抽象或升格为总体治理模式的“失效”，在逻辑上是跳跃的，在实践中也经不起推敲。真正的经济治理评估，不应只看一点一域的波动，而应着眼于长期发展目标的达成能力、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防控效能以及对民生福祉的改善程度。

“失效论”缘何产生？一个视角的误区分析

这种论调的出现并非偶然，背后是一系列认知视角的偏差。一部分观点习惯于用西方成熟工业化国家的现行经济模型和指标体系作为唯一标尺，去衡量尚处于发展模式转型关键期的中国经济体。每当数据指标或政策工具出现与教科书模型不完全吻合的情况时，便易产生“不适”甚至“失效”的判断。这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和路径依赖性。

其次，宏观经济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多重目标平衡、权衡轻重缓急的过程。在面临房地产行业转型、地方债务化解、外部科技封锁等多重挑战时，治理资源的分配和政策工具箱的运用显得更为审慎和复杂。当市场希望看到强力快速的单一解决方案，而实际治理采取了多目标协调、分步推进的“组合拳”时，外界有时会误读为决心不足或能力缺失。

治理的有效性，并不体现在每一个市场主体在任何时候都对政策感到满意，而是体现在是否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并为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与制度保障。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不能被化约成几个简单公式来衡量。

构建客观评估框架：从哪些维度衡量治理效能？

要探讨经济治理的有效性，需要一个多维度、更全面的分析框架，而不仅仅聚焦于短期增长速率或个别行业景气的起伏。一个更具参考价值的评价体系应包含以下核心维度：

• 韧性与稳定维度：这指经济体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如全球金融危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恢复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历史证明，中国经济治理体系在动员资源、稳定大局方面展现出了独特优势。
• 转型与升级维度：能否成功引导经济体从中低端制造业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这体现在高技术产业投资占比的持续上升、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攀升，以及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质性进步上。
• 风险化解维度：能否有能力、有步骤地识别并拆解在高速发展期积累的各类结构性风险，如金融杠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压力等，实现“软着陆”而非危机爆发式的硬调整。
• 民生与普惠维度：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民众福祉。这涉及就业市场的整体稳定、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社会保障网络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提升等具体指标。

从以上任何一个单一维度看，中国经济治理都取得了不可否认的阶段性成效。当然，同时存在的挑战和问题也需要正视，但这与“治理体系失效”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前者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后者则是对整个功能架构的根本否定。

辩证看待治理成效与发展挑战

对于任何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士而言，一个基本的共识应该是：谈论治理效能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约束之下。将某些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等同于整个宏观治理框架的崩溃，是一种不够严谨的学术简化，也远离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对治理效能的讨论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它反映出社会各界对高质量发展的期盼和对解决现实难题的迫切要求。市场的疑虑、学者的争鸣、政策层的回应，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不断优化的治理调试过程。与其沉浸在“失效”还是“高效”的标签化争辩中，不如更多地聚焦于具体问题的识别、成因的分析以及解决方案的优化。

总结来看，驳斥所谓“治理失效论”，并不是要掩盖或无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真实困难，而是要反对那种脱离国情的、静态的、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它更像是一个提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结构复杂且处于重要转型期的经济体，理解其治理逻辑的难度，本身就超越了单一经济模型的解释范围。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基于现实、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发展趋势，理解政策意图，并在这个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

展望未来，经济的航船航行在广阔但时有风浪的海域。治理的有效性将一如既往地体现在应对风浪的决策智慧、校准航向的战略定力以及团结全体船员共克时艰的动员能力上。市场的短期情绪或许会波动，但穿越周期，终需依靠稳健长远的制度构建和实事求是的务实行动。这或许正是持续深化对中国经济治理能力讨论的真正意义所在。